Aug 2016

香港洗黑錢法例:後楊家誠年代

2016年7月11日,香港終審法院(「終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家誠一案(FACC No. 5 & 6 of 2015)作出判決(「判決」),駁回前任伯明翰足球會主席楊之終審上訴。

這一判決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訂定了香港將如何詮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該條例」)第25(1)條中有關控方是否須要證明一項上游罪行的要求以及洗錢控罪中考慮犯罪心裡元素時採用的標準。另外,該判決亦對禁止控罪重迭规则這一法律議題作出權威性裁決。

 

議題一:控方無須證明上游罪行

終審法院再次確認,若要該條例第25(1)條之罪名成立,控方無須證明被處理的財產事實上是屬於可公诉罪行之得益這一犯罪元素。也就是說,若一個人(1)知道,或者(2)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所處理的財產是一項可公诉罪行之得益,則犯洗錢罪。即使該財產後來被證明是「清白」的,此人仍然有罪。這是對該條例第25(1)條進行解讀理解後產生的結論。當1994年首次制定該條例時,該條例所訂立的罪行要求控方證明被洗白的財產來源是受污的。然而,立法機關在1995年徹底地更改了這條罪行,明顯地表示出立法機關的意圖,即控方不再須要證明被處理的財產實際上來源於犯罪行為。

在這方面香港與英國法律的立場存在差異。英國法律要求有關財產必須實際上屬於犯罪得益。終院注意到了這一差異,但仍然認為英國的立場並不適用於香港,因為香港並不存在與英國相關法條所對應的法條。此外,與英國不同的是,英國法律下沒有任何豁免條款,而在香港,該條例第25A條提供的豁免條款避免了該條例可能帶來的苛刻效果。因此,若一個人有所懷疑,他可以向香港有關政府部門(即聯合財富情報組「JFIU」)報告,從而獲得豁免權。

 

議題二:禁止控罪重迭规则

在香港,根據1976年《公訴書規則》(第221C章),公訴書中每一段落(稱之為「罪名」)只能適當地指控一項單獨的罪行(即禁止控罪重迭规则)。當某一控罪中指稱的行為涉及一系列行為,且每一個行為都能被單獨定罪時,就會產生控罪重迭問題。

終院在該判決中認為,資產由無數筆存款組成,這些存款的目的都是隱匿已知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為犯罪得益的財產,這一目的使每次單獨的存款行為因性質相似而產生關聯,所以可以認為這些行為構成同一交易或同一犯罪活動的一部分。因此,於一項控罪或罪名中統一指稱所有該等存款行為是恰當的,並未侵犯禁止控罪重迭规则。所以,終院認為被告人利益沒有受到損害。

議題三:對「合理理由相信」之釋義

該判決響應了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訴Shing Siu Ming(1999) 2 HKC 818一案中訂立的「合理理由」的標準的激烈討論。在Shing Siu Ming一案中,控方只須不容置疑地證明被告人以下幾個心裡元素即可定罪:

(a)  是否有合理的理由使一個「有常識、思想健全的社會成員」相信,他所協助的是一個販毒者或販毒得益者(稱之為「客觀心裡元素」);

(b)  如果上述問題的回答是「有」,那麼,被告人是否知曉該等理由(稱之為「主觀心裡元素」);及

(c)  在考慮所謂的客觀心裡元素是否成立時,採用的標準是一個「有常識、思想健全的社會成員」是否會認為該等理由「足以使人相信他所協助的是一個販毒者或販毒得益者」。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彭洪辉([2014] HKEC 1831)案中,終院認為Shing Siu Ming案中的標準是「錯誤」的。在楊家誠的判決中,終院再次重申了彭洪辉一案的正確性,並且提出以下具體規則,規定了法庭應如何考慮被告人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所處理的財產屬於犯罪得益:

(1) 若被告對自己的信念或感知不提供任何證據,則法庭可以根據控方的證據作出任何適當的推斷;

(2) 若被告對自己的思想狀態提供證據,但其證據完全不可信,則法庭仍可以根據控方的證據作出任何適當的推斷。法庭拒絕被告的證據並不代表被告會被自動被定罪,因為法庭還是須要確信對被告的控訴的證明是不容置疑的;及

(3) 若被告對自己的思想狀態提供證據,且其證據被認為是真實的或有可能為真實的,則應無罪釋放被告人,因為控方未能不容置疑地證明被告人的犯罪心裡元素。即使被告所主張的感知或信念對別人而言是幼稚的、輕信的或愚蠢的,仍應釋放被告人。

運用上述考慮,由於初審法官完全不信任楊,終院認為本案並不涉及法律上的錯誤。

 

Jonathan Caplan御用大律師的引言

Jonathan Caplan御用大律師是楊家誠案中代表律政司的首席御用大律師。他在倫敦的一次早餐會上向本所高級合夥人麥至理律師提出他對該判決的見解:

 

「終審法院現已對爭議已久的有關洗黑錢罪行中諸多方面的問題作出了權威、全面的最終裁決。現已明確,控方無須證明被處置的財產實際上屬於犯罪之得益。只要被告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該等財產是屬於犯罪得益,罪名即可成立。此外,若一系列處置財產的行為 能夠合理地被視作同一犯罪計劃中的一部分,則控方亦無須針對每一次處置財產的行為逐一進行檢控。因此,一項檢控就足以涵蓋通過某一銀行賬戶進行洗黑錢的所有款項,而不須要通過可能幾百次的檢控來反映每一筆單獨的款項。此次判決使法律上這一敏感區域獲得了亟需的澄清,使之更符合情理,同時也清楚地表明,對於涉及刑法的行為,法律的門檻未曾降低。」

撰文:合夥人伍家豪、律師馬訢政及見習律師高詩悅